第二届“家庭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日期:2016-03-20 00:00:00  浏览量:573

   

(商学院供稿)318日下午,第二届家庭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我校红楼三楼会议室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消费与经济发展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就《消费经济》杂志办刊事宜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我校商学院党委书记何勇、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李军教授出席会议。(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副会长、我校研究生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刘子兰教授召集组织本届会议并主持开幕式。

何勇代表商学院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对与会的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家庭作为社会的基础,其消费总体趋势预示着中国总体消费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推动供给侧改革的今天,对家庭消费的关注及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商学院一直非常注重消费经济的研究,他向多年来给予学院支持和帮助的专家们表示感谢,并预祝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杨汝岱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斌开教授分别主持两个阶段的学术研讨。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陈斌开教授作了题为供给侧改革与消费不足的报告,他主要探讨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消费不足是否依然重要?他从消费的跨国比较和国内消费的动态比较发现,中国消费率太低,而且一直在下降;第二,消费不足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他认为居民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上升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第三,中国储蓄率为何上升?他梳理了已有相关研究,包括生命周期理论、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文化、习惯、收入分配、性别失衡等,他从供给侧的角度去理解,强调了(要素、金融和产品)市场扭曲和收入分配对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影响;第四,消费不足与供给扭曲。他认为简单通过需求管理去刺激消费是没有效果的,供需均衡的增长才是有效率的增长。

上海财经大学城乡消费与人口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汪伟副教授作了题为“人口世代更迭与资本红利:中国储蓄率的倒U型之谜”的报告,他指出,2015年之后,随着95后和00后出生低谷世代进入劳动力市场,储蓄率呈现出类似95年之后出生人数所呈现出的断崖式下降特征,仅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参与率提高无法改变这一趋势,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急剧消失,资本红利也加速消失。针对2015年之后推动经济增长的人口和资本引擎动力不足的情景,他考察了延迟退休方案对储蓄率的影响。模拟结果发现,无论是逐步延迟退休,还是即时延迟退休,都改变不了储蓄率下降的趋势,但是延迟退休可以降低储蓄率下降的幅度,延缓资本红利消失的速度,进而达到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保驾护航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赢得时间的目的。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徐舒教授作了题为“代际收入流动与家庭储蓄”的报告,即从代际收入流动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家庭储蓄率的上升。他的研究思路主要是通过一个代际模型,来说明代际收入弹性(父亲与小孩收入的相关性)与家庭储蓄率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代际收入的相关性与家庭储蓄率存在负相关,前者对后者的解释度大概在10%~15%之间。这种负相关关系会随家庭收入的不同而有差异,随着收入的上升,这种负相关关系向零趋近,也就意味着,这种负相关关系在低收入家庭中会体现得更明显,在高收入家庭中会体现得更弱一些。另外,近些年来,我国代际流动性在上升,即父辈与下一代之间收入的相关性整体上是在下降的。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蔡伟贤副教授作了题为“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的报告,他从理论上将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区分为预期效应、收入效应、乘数效应和平均效应,并对前三种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他的研究发现,新农保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有显著的正效应,而预期效应、收入效应和乘数效应的贡献率分别约为85%-10%25%,说明这种正效应主要来自居民预期的变化;居民预期的非理性波动导致新农保政策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效应产生波动,且这种波动的幅度随着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而减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易行健教授作了题为“家庭教育水平是否显著提高了家庭储蓄率:基于收入不确定性机制的实证分析”的报告,他指出,近二十年来,我国居民的教育水平和家庭储蓄率均呈现上升趋势,通过利用2010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他验证了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户主的教育水平对家庭储蓄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介于预防性储蓄动机在我国居民储蓄行为中的重要性,以及教育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指标之间的联系,他进一步分析了教育水平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收入不确定性机制。结果表明,教育水平通过收入不确定性机制对储蓄率产生负向影响,这一影响占总影响的41.67%。这意味着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储蓄率较低,其中一部分原因正是因为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面临的收入不确定性较小,预防性储蓄动机相对较弱,故储蓄率相对较低。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张川川副教授作了题为“新农保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探讨了新农保对老年人收入、支出、健康和死亡率的影响,他指出,对拥有农村户口且符合领取养老金年龄条件的老年人而言,新农保会通过增加其收入,进而改善他们的健康水平,并降低死亡率;但对于不符合年龄条件的农村老年人以及拥有城镇户籍的60岁以上老年人来说,这一效应并不显著。此外,没有证据显示新农保会影响劳动力收入、支出、移民、健康行为等。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邹红教授作了题为“性别与家庭储蓄率:来自中国的证据”的报告,她指出,已有关于中国储蓄率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因素,很少有人关注性别的影响。通过使用2000~2009年广东省城镇家庭调查和1990~2010年中国省级调查数据,她分析了性别对家庭和省级层面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妻子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以她们在夫妻两人中的收入份额和教育差异代表),会显著降低家庭的储蓄率;在年轻和富裕的样本家庭中,这一效应更强;从家庭支出的模式来看,女性地位的提升,与小孩教育、女性化妆品、家庭娱乐和交通等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与烟、酒支出之间存在负相关。来自省级层面的数据同样支持这一结论。

湘潭大学商学院刘辉作了题为“中国家庭债务对财政支出效应的动态影响—基于异质性家庭的DSGE模型框架分析”的报告,他指出,家庭债务在财政支出效应的传导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引入异质性家庭和家庭债务后,正向的财政支出冲击对产出和居民消费具有正效应,但对私人投资存在较为明显的挤出作用;异质性家庭的消费和劳动力市场行为对财政支出冲击的响应存在明显差异,正向的财政支出冲击对借出家庭的消费存在负向挤出作用,对借入家庭的消费则具有正向效应,而两类家庭的劳动供给则表现出相反的响应;放松信贷约束条件会较为显著地提升财政支出乘数,提高财政支出冲击对产出和消费的正向效应。

湖南师范大学刘子兰、陈醉作了题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的报告,他们主要探讨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对我国农村居民的总消费、非医疗消费和医疗消费的影响。他们指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提高对农村居民的总消费、非医疗消费和医疗消费均有正向促进作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提高不仅有助于缓解我国高储蓄、低消费的现象,同时也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看病贵、看病难、有病不医的问题。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等提交会议论文投资‘双刃剑’的中国实践。他们认为,虽然学界对于投资率是否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存在分歧,但基本认为投资对一国收入水平和短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基于中国1978~2014年的全国和省际面板数据,他们发现,高投资率可能在积累更多资本的同时,对整体经济的生产效率产生不利影响,扩大投资实现的“稳增长”仅在短期内持续,且“挤占”了消费。区别对待不同类型资本等所导致的扭曲,是出现上述现象可能的原因。最后,他们总结道,“双刃剑”的中国实践表明,投资率不仅于消费最优考虑、还是于经济增长本身而言,都应该保持在适中的“黄金率”水平。

据悉,“家庭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学术研讨活动主要由活跃在消费经济领域的新生代青年学者自发组织。本次论文报告和点评嘉宾包括“80后”“长江学者”(青年)1人,“80后”“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3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4人(其中“70后”1人,“80后”2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人选5人,“80后”博士生导师5人。全校数十名师生参加了本次会议。